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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憂不懼:理性面對中國人口發展新形勢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 宋健

                當前中國人口發展新形勢特別是2022年開啟的人口總量負增長現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2023年5月5日,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明確指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這也是首次在國家層面上強調“少子化”。本文將從時空兩個維度,對人口總量及其增長的特點、發展態勢進行分析,嘗試回答如何理性面對中國人口發展新形勢。

                全球人口總量之憂:過快增長下的“人口爆炸論”

                人口總量是衡量一國強盛與否的傳統指標。人口增長是指人口總量隨時間發生的變化,可分為正增長、零增長和負增長三種類型。一般不特別強調時,人口增長指的是人口正增長。根據人口平衡公式,人口的增長受到出生、死亡和遷移三個因素影響。出生使得人口總量絕對增加、死亡使得人口總量絕對減少。就全域而言,遷移只影響人口再分布;就區域而言,人口增長類型還與遷移方向和不同方向的遷移量有關:凈遷入使得人口相對增加,凈遷出使得人口相對減少。與考慮遷移因素的開放人口相對應,不考慮遷移因素影響的人口是封閉人口,其增長只受到出生和死亡兩個因素的影響,增長主要表現為自然增長,即出生人口數與死亡人口數之差。全球人口通常被視為封閉人口。中國由于人口規模巨大,國際遷移量微不足道,也可被視為封閉人口。

                在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全球人口都呈現波動中緩慢增長的態勢,增長極不穩定。死亡率保持在較高水平,出生率為了彌補死亡造成的損耗也保持在較高水平,但由于食物不足、營養缺乏,能夠存活到成年的女性數量有限、生育率也受損,人口增長的幅度和速度主要依靠死亡調節。風調雨順時死亡減少,人口得以正增長;災荒瘟疫時死亡增加,人口就會負增長。具有顯著意義的世界人口增長有兩個標志性節點:一是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從工場手工業轉為機器大工業,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啟了人口快速增長的歷程,1804年世界人口首次達到10億人,1927年達到20億人;二是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取得獨立,世界人口進入增長的快車道,1960年世界人口超過30億人。

                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籠罩在人口過快增長、地球不堪重負的憂慮中。一方面是全球人口總量以每十幾年增加10億人的速度快速攀升,1975年、1987年和1999年,世界人口陸續突破40億人、50億人和60億人,同期全球人口增長率分別為1.79%、1.82%和1.33%;另一方面是各國持續攀升的經濟增長需求對環境和資源造成較大壓力。在此期間,“人口爆炸論”甚囂塵上,全球人口增長與經濟、環境問題的關系成為關注焦點。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創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喚起全世界對環境問題的注意。1972年,英國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和美國微生物學家雷內·杜博斯的著作《只有一個地球——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表達了人類對不斷增加的人口和自身所處環境的深深憂慮。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發展既能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

                從全球視域來看,當今世界人口仍在不斷增長。2022年達到80億人,距2011年世界70億人口只用了11年的時間,比以往增加任何一個10億人口所花費的時間都更短。根據聯合國中方案人口預測結果,2037年和2058年世界人口將分別達到90億人和100億人。未來全球人口增長呈現兩大特點:一是人口增長速度逐漸放緩,預計最終于2086年達到峰值104.3億人;二是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總量和增長速度呈現巨大差異,人口快速增長地區和負增長地區長期并存。

                人口轉變:再生產類型從傳統走向現代

                人口轉變理論可用于解釋迄今為止人口增長的上述特點。經典人口轉變理論是對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轉變過程的系統性概括。通??蓪⑷丝谵D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或四個階段。三階段論即轉變前階段、轉變中階段和轉變后階段;四階段論則進一步將轉變中階段區分為轉變中前期和轉變中后期。轉變前階段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都較高,增長極為緩慢;轉變中前期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仍居高不下,人口急劇增長,規模迅速膨脹;轉變中后期出生率開始下降,人口增長趨緩;轉變后階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較低水平,再次恢復緩慢增長狀態。

                人口轉變始于歐洲發達國家,隨后在全球很多國家出現,成為一種人口變化規律。18世紀中葉,伴隨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人口持續增長現象,因為食物充足、營養及公共衛生條件改善,出生率保持較高水平,死亡率則開始下降,自然增長率超過10‰,并維持在兩位數的水平。生活在英國人口轉變中前期的馬爾薩斯在此歷史背景下,于1798年發表了《人口原理》,提出廣為人知的“不加抑制的條件下,人口必然呈現幾何增長,糧食只能呈現算數增長,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糧食增長,二者不均衡的必然結果是導致貧困”的悲觀論斷。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世界人口繼續快速增長,避孕節育、家庭計劃等現代人耳熟能詳的技術和項目陸續進入家庭和生育領域,進行生育調節,資本主義國家的生育率趨于下降。20世紀后半葉,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受益于醫療衛生技術的傳播,人口出現激增,導致全球人口膨脹,同時人口增長呈現地區分化。1962年至1970年期間,全球平均人口增長率超過2%。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方式,世界發達地區的人口增長率自1965年起,就降到1%以下;欠發達地區在1950年—1990年期間的人口增長率基本超過2%;而極不發達地區在1950年—2021年期間的人口增長率均超過2%,預計到2033年后才會降到2%以下。

                人口負增長是人口轉變之后長期低生育率條件下的必然結果。聯合國2022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人口轉變后出生率繼續下降,死亡率受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在低水平有所回升,人口負增長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陸續出現。2021年,世界發達地區整體進入人口負增長,平均增長率為-0.03%。如果不考慮遷移因素,僅從自然增長率來看,世界發達地區在2018年后就進入了人口負增長。日本和韓國近幾年先后進入人口負增長。其中,日本于2005年自然增長率降為-0.5‰,同年的增長率還維持在0.07%的水平;2010年自然增長率進一步降至-1.6‰,同年的增長率降為-0.04%,進入負增長;2021年日本自然增長率和增長率分別為-6.1‰和-0.54%,人口總量為1.25億人,較峰值時期2009年的1.28億人減少了約350萬人。韓國于2019年自然增長率降為-0.0‰(原數據如此,因為取一位小數的緣故,不完全等于0,下同),同年的增長率還維持在0.21%的水平;2020年自然增長率進一步降至-0.5‰,同年的增長率降為-0.05%,進入負增長;2021年韓國自然增長率和增長率分別為-0.9‰和-0.0%,人口總量為5183萬人,較峰值時期2020年的5184.5萬人減少了1.5萬人。

                人口負增長:是不期而遇,還是如約而至

                人口負增長雖不可避免,但也并非不可逆轉,尤其對于區域人口而言。根據聯合國2022年預測結果,雖然世界發達地區在2021年進入人口負增長,在2022年保持人口負增長,但2023年—2033年期間又會恢復正增長,2034年將再次進入人口負增長。一些國家如英國在1976年和1977年人口增長率分別為-0.04%和-0.02%,已進入負增長,但之后增長率再次恢復為正,2021年增長率為0.34%,預計到2055年才會再次進入負增長。德國的增長率方向變化更為頻繁,在1950年—2021年間,德國人口出現負增長的年份分別有1950年—1951年、1973年—1983年、2000年—2006年,預計在2022年—2100年間都將處于負增長。影響德國人口增長的既有自然增長因素也有遷移因素,如2007年—2021年德國的自然增長率均為負值,由于凈遷入人口彌補了自然增長的不足,使人口增長率呈現為正值。2021年德國的人口增長率為0.04%。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當前面臨的人口增長形勢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政策主動追求的發展目標。“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是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國人口轉變時期,期間人口總量從1949年的5.4億人攀升至2000年的12.7億人,同期總和生育率從5.81降至1.63。1956年,周恩來同志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三次提到“人口眾多”,并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首次正式表示了中國政府在人口方面的政策性觀點。雖然中間歷經波折,但以節制生育為主基調的計劃生育成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政策的核心內容。與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歷程相似,中國的死亡率率先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極快,從1949年的20‰降到1965年的9.5‰,此后一直維持在10‰以下的低水平;同期出生率還保持在30‰以上的較高水平,因此,自然增長率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成為國家主要的人口宏觀調控指標。在1973年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人口增長指標首次被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指出:“人口自然增長率1985年控制在13‰以內。”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標調整為“力爭五年內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二點五左右”。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表述為,“今后十年,爭取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二點五以內”?!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要求“九五”期間,“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年均10.83‰”。到1998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9.14‰,此后便維持在10‰以下的低水平。

                進入21世紀,中國人口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雖然人口轉變業已完成,但受正增長慣性影響,中國人口總量繼續攀升,2005年突破13億人。為了避免生育率反彈,“穩定低生育水平”成為一段時期的政策目標,直到2013年開啟生育政策寬松化改革。關于人口發展的目標要求更為宏觀綜合,除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全國總人口14.2億人左右”的發展目標外,均未再設置具體的人口指標。2021年、2022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為0.34‰、-0.60‰。未來隨著出生人口數和死亡人口數的波動,中國人口既可能在零增長區間上下徘徊一段時期,也可能延續2022年的負增長趨勢,從此進入下行通道。

                結構性挑戰:少子化、老齡化問題

                理論上,人口長期保持正增長或負增長都不是理想狀態。前者會造成人口總量不斷攀升,在地域空間有限的條件下激化資源環境壓力;后者則會造成人口總量不斷衰減,嚴重時會引發國家和民族的存亡危機。因此,零增長才是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狀態。然而,零增長指的是時期人口增加量(出生人口數加上遷入人口數)恰好等于時期人口減少量(死亡人口數加上遷出人口數)的狀態,遷移本就是一個極為靈活、受多重因素影響的變量,即使不考慮遷移因素,每年的出生人口數也很難恰好等于死亡人口數。而且,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內蘊含的人口慣性,現實人口的內外增長率總是會存在差異,過去長期正增長的人口會蘊含正增長慣性,過去長期負增長的人口則會蘊含負增長慣性,人口總量越是龐大,蘊含的慣性勢能越是巨大,人口內外一致同時實現零增長更為困難。關鍵的問題是在何種條件下實現人口零增長。這至少需要考慮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兩個基本要素。人們總是希望當人口總量達到理想規模時實現零增長,但理想規模又如何確定?事實上,關于理想人口規模的討論由來已久,相似的概念還包括最佳人口規?;蜻m度人口規模等。早在古希臘,柏拉圖就在《理想國》中提出5040個自由公民數的城邦理想人口規模。后世學者不斷提出全球的或本國本地區的理想人口規模,但這些數值不斷被質疑或舍棄,因所謂的理想人口規模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科學技術水平、生產生活方式等太多因素有關,且“理想值”本就是一個主觀指標,眾口難調很難取得一致。

                結構問題更為復雜。就地域結構而言,理論上不同區域的人口通過遷入或遷出實現動態平衡、以盈補虧,但遷移涉及遷入地與遷出地的社會經濟條件、遷移政策以及遷移者的意愿和各種阻礙因素,人口分布還受到歷史傳統、地理環境、自然資源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均衡分布是理想,不均衡分布是現實。對于國際遷移頻繁的開放人口,有時不得不考慮民族/種族結構問題,接納的外國異民族/種族人口越多、遷出地與遷入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差異越大,移民與本國居民潛在的矛盾和沖突就會越大,這些矛盾和沖突甚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隱患。少子化、老齡化的年齡結構問題則是人口轉變內含的必然結果。人口轉變中死亡率持續下降、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更多人口得以存活到老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形成“頂部老齡化”;出生率持續下降,使得年齡金字塔底端的少兒人口規模相比于較早出生的隊列更少,比例更低,相應提升了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形成“底部老齡化”。與此同時,出生人口規模不斷減少形成“少子化”現象。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是后人口轉變國家普遍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由于中國的人口轉變具有超前性和壓縮性的特點,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得以完成的歷程,由此造成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可能更為嚴峻。歷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1953年僅為4.41%,1964年降為3.56%,1982年為4.91%,隨后不斷提升,從1990年的5.57%上升到2000年的6.96%,再到2010年的8.87%和2020年的13.5%,增長速度較快。若以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10%、20%和30%分別代表進入人口老齡化、中度老齡化和重度老齡化,中國在2000年左右進入人口老齡化,預計在“十四五”時期進入中度老齡化,在2035年左右進入重度老齡化。與發達國家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有所不同的是,由于總人口規模巨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將前所未有。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64億人,中度老齡化時的老年人口總量超過3億人,重度老齡化時的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4億人。規模壓力與結構挑戰并存。比老齡化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少子化。中國的少子化形勢在近些年逐漸凸顯。年出生人口數自1998年后降到2000萬人以下,先是在1900萬人的數量級短暫停留后快速下降到1600萬人的數量級,然后在這一水平起伏波動了十幾年之久,2016年達到1786萬人的小高峰后連續下跌,2019年跌到1465萬人,2020年為1200萬人,2021年為1062萬人,2022年僅為956萬人。出生人口數的斷崖式下降是造成2022年人口負增長的直接原因。

                應對之策:把握關鍵節點和任務重點,加快建設適應人口發展新形勢的制度體系

                人口發展新形勢中最令人關注的是人口負增長現象,然而,中國并非首次面臨人口負增長。從時間維度上看,歷史上中華民族曾遭遇過多次死亡主導型人口負增長。新中國成立后,也曾經歷過短暫的死亡主導型人口負增長。1992年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開啟了代際視角下的人口內在負增長。此后30年來人口總量依靠慣性勢能繼續攀升,當蘊含在年齡結構內的正增長慣性勢能消耗殆盡,時期視角下的人口總量負增長終于到來。從空間維度上看,人口負增長從縣級、省級到全國層面漸次蔓延,且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1983年江蘇省太倉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75‰,成為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第一個出現人口負增長的區域;1991年上海市區人口首次出現自然負增長。進入21世紀,江浙地區和東北地區的一些城市人口相繼進入負增長。近些年更多省份出現人口負增長?!吨袊y計年鑒》公開的數據顯示,自2011年起,東北三省就先后出現人口負增長。其中,2011年—2013年遼寧省均為自然負增長,2014年暫時恢復正值(0.26‰),2015年再次跌入負值(-0.42‰),同年黑龍江省的自然增長率也呈現負值(-0.60‰)。2016年吉林省人口出現自然負增長(-0.05‰),但在2017年和2018年回歸正值(分別為0.26‰和0.36‰),2019年再次陷入自然負增長(-0.85‰)。2021年中國大陸31個?。ㄗ灾螀^、直轄市)中,已有13個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負值,其中黑龍江?。?5.11‰)、遼寧?。?4.18‰)、吉林?。?3.38‰)的負增長最為嚴重。

                中國當前遭遇的人口負增長呈現三個特點:一是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在低死亡率條件下出生率更低,需要出生率上升才能恢復正增長。由于近些年出生人口數的斷崖式下降,全國人口負增長到來的時間比以往預測結果要更早一些,人口總量達峰時間在逐年預測中不斷被提前,相應的人口峰值則不斷下調。二是封閉內生型負增長。中國人口規模巨大,通過國際遷移解決中國人口負增長問題無異于杯水車薪,因此,只能依靠自然增長。國內以往發達地區由于自然負增長、欠發達地區由于遷移負增長而導致的負增長如今由點到面逐漸蔓延,當越來越多的省份出現自然負增長,省際間通過遷移實現人口調劑互補就更為困難,“虹吸效應”將進一步加劇地區間的人口失衡狀況,造成區域人口增減分化,也會造成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化現象。三是時間累積型負增長。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開啟的中國人口內在負增長迄今已逾30年,由于慣性正增長的遮蔽,低生育問題暴露延遲,當總量負增長一旦顯現,生育率已跌至極低水平。國際經驗表明,跌至極低水平的生育率回升難度較大,這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在較長時期內面臨人口總量負增長的局面。

                人口負增長深刻改變了中國人口前景,也重新繪制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人口背景。面對人口發展新形勢,需要把握關鍵節點和任務重點進行科學謀劃、統籌布局。關鍵節點是2050年之前,特別是“十四五”期間。依據是人口負增長將呈現前期和緩、后期加劇的發展規律。聯合國預測結果顯示,2035年之前中國人口總量都保持在14億人以上,2050年總人口預計為13億人,2060年之前增長率均不會低于-1.0%。國際國內經驗表明,人口初次進入負增長后不一定延續負增長趨勢,而是很大可能在零增長區間起伏波動,若能夠在較長時期內保持零增長態勢更為理想。無論是人口規模依然巨大,還是負增長初期變動較緩,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難得的時機,在此期間應盡快建立完善各項政策制度,以應對后期人口更劇烈的變化和更嚴峻的挑戰。

                任務重點是提升生育水平和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導致少子化,低生育率同時也是老齡化的重要原因。提升生育水平是抑制人口長期負增長、改善人口年齡結構的最終解決方案。針對導致低生育問題的根源,需要一體考慮婚嫁、生育、養育、教育問題,建立完善多部門聯動、全人群覆蓋、全周期保障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服務體系。在人口發展新形勢下,還需要跳出以人口總量評價國力強弱的傳統思維模式,聚焦人口質量要素,積極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以質換量、以質增量,提升人口質量,實現人才紅利,從人力資源大國轉向人力資本大國。

                [責任編輯:周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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